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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5日，一张半夏投资创始人李蓓在北大经院校友内部论坛上的图片在网上流传。图片中，在李蓓背后的PPT上，将“现在的中国在历史上的可比阶段”分别对应苏联，委内瑞拉，三反五反，崇祯等时期，引发网民热议。8月26日，李蓓在朋友圈回应称，自己当时是在对现在社会上传播的一些比较作了批评，认为都是不恰当的。并认为中国其实比大家想象的乐观的多，还可能实现国际博弈上大国地位的上台阶。以至于现场的区宣传部副部长兼网信办主任甚至问她：你真的有这么乐观吗？”并表示现场的很多校友也在听了发言之后也对中国有了更多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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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有意识的民族主义运动是1903年前后持续数年的拒俄运动。这次运动尤其突出的是“军国民思想”，或者称之为“军国民运动也未尝不可。相比之下，义和团运动只能算是农民暴乱。军国民运动最大的特点不止是反俄，还有主动学习德国和日本军国主义的意思，实际上是接受西化的。也有人认为，公车上书才是具有民族主义色彩的社会运动开端。但即使公车上书具有民族主义色彩，这次运动也不是排外的，而是接受西化的。这体现在维新变法中：变法自强才是首要目标。变法的重要举措就是接受西化。因为在当时西化就是现代化的代称，所谓西化准确地说是西欧化。军国民运动也一样：其运动目标是抵御外辱，但不是说要关起门来抵御外辱，而是主动西化、主动参与国际竞争。这反而是特定时代背景下的开放思想。孙文在1905年以后开始提三民主义，是对清末民族主义的另一种表述形式，是不同于军国民主义的。但是与军国民主义相同的地方是：这两种民族主义思想都不排斥西化，即使是要抵御外辱的。在中华民国建立以后至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传播到中国来以前，中国大陆的民族主义仍然具有这种特点：一边接受西化，一边反对帝国主义。等陈独秀和李大钊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和鼓吹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时候，中国人的现代化观念发生了分歧：一部分人开始认为现代化道路不止是西欧化，也可以是俄化。在认同俄化这一批左翼知识分子里，对帝国主义的仇恨和对马列主义的信仰开始结合发酵。在继续支持西化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阵营里，虽然也批评帝国主义，但是更重要的是主动接受西化和推动现代化，其仇恨西方色彩极低。虽然两种态度截然相反，但仍不妨碍两个阵营都具有民族主义色彩，虽然这时候两种民族主义已开始分道扬镳了。中华民国早期开始推崇的“国耻文化”，与其说是仇外的，不如说是追求自勉自强的。不仅北洋政府会用国耻来激励人心，国民党也一样宣扬国耻文化。但我们同时也要看见事情的另一面：推崇国耻文化争主权的性质要远大于仇视西化的性质。孙文晚年有联俄反帝倾向，这种主张与其说是排斥西化，崇尚俄化，不如说是借力打力搞大国均势。以原先国粹派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分子虽然批评西化，但也在接受西化。章炳麟和刘师培还利用“西来说”（Sino-Babylonianism）解释中华文明的演化。韩子奇教授甚至说这些文化保守主义分子鼓吹西来说，反而是帮助中国人克服接受欧洲政治制度的文化心理障碍。这与我们通常把国粹派当成极端排斥西化的看法恰恰相反。真正排斥西化、崇尚俄化的是早期马列主义分子和后来的中共。即便如此，中共抗战期间也并不排斥跟美国合作。但是中共在意识形态上是抵制西化的，这个特点在第二次内战结束以后，就完全暴露出来。中共在建立政权之前是比较典型的左翼民族主义，这时候民族主义是中共用于笼络人心的工具；但建立政权之后，就立刻丢掉民族主义，推行全面苏联化。因为这时候民族主义反而不利于中国人克服文化心理障碍全盘接受苏联化社会模式。这时候中共调整策略转而打击民族主义，乃至摧毁中古文化。等民族主义重新抬头的时候已经是1980年代，但是等民族主义烧成野火还是1994年以后，这时候民族主义又复活了中共早期的特点：亲俄、用马列毛主义的反帝国主义意识形态仇视西方、用民族主义来鼓动社会仇恨。可谓是三管齐下。在这种情况下， 199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就形成了反西方的意识形态跟民族主义相结合的新的民族主义，本质上接近中共早期的民族主义，与清末民初接受西化的民族主义大相径庭。
11月1日，中国教育部等十七部门联合印发《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工作方案》，预计在2027年前在所有县设立“教联体”，旨在加強家庭、学校和社会三方协同互动。就湖北试点来看，教联体旨在推动区县内“大校联小校”、“强校联弱校”、“城镇学校联农村学校”，是重新分配教育资源，防止教育资源不合理集中。湖北试点了融合型、共建型、协作型三种模式的教联体，但试点时间太短，在其结构性缺陷还没有完全暴露出来的情况下就贸然推广到全国是不负责任的冒险行为。比如融合型教联体就像一个超级学校和超级机构，党组织权力过大，腐败、低效率和官僚主义也会是惊人的。此外教联体改革还会给寻租创造新的机会，比如谁跟谁联合、怎么联合、以及如何实现校际协调，这些权力掌握在不受监督、不公开透明的政府手里还会造成严重腐败。强行摊派的平均主义思想可能会危害教育行业。这就像在教育界推行农村公社化运动，本来想集中力量办大事结果办成了大坏事。尤其是这种教联体根本无法克服区域发展不平衡造成的差距。云南一个县城的教联体可能跟北京市海淀区的教联体比吗？如果教联体反而损害了教学质量和教育行业，还可能适得其反促成教育资源更加不合理地集中在少数学校和地区。就十七部门发布的改革文件来看，全国推广的教联体改革还比湖北试点多出一些内容，比如增加了宣传部门和安全部门。如何协调这么多部门参与教联体改革是一个难题，这意味着一定会有地方的教联体改革荒腔走板。单从这些部门联合来看，教联体改革也无助于实质上提高校园安全保障，反而强化爱国主义意识形态教育（也就是俗称洗脑教育）色彩十分明显。在全国推广过程中，我们还不能排除教联体改革滋生出来意想不到问题，比如频繁拉家长去参加社区和学校活动，或者给家长增加许多额外辅导负担。对于生存压力和就业压力大、长期加班和超负荷工作的家长来说，要怎么平衡这些问题，教育改革根本就没有考虑到怎么给家长减压。
中国经济学家余永定是“双循环经济”概念最关键的鼓吹者之一（习近平提“双循环经济”主要就是受他影响），他在阐述双循环经济原理的时候提到采用“缠抱”和“备胎”策略来应对美欧脱钩。实际上台湾也一样在用“缠抱”策略将自己与西方市场进行深度绑定。科技是台湾作为小国的生存之道，十分精明。台湾在晶片产业上下的赌注是赌对了。如果没有尖端科技产业与西方市场深度绑定，台湾如果遭遇战争风险，国际社会不见得会这样在乎台湾的战略价值。台湾要小心，将科技产业跟着去风险化（也即转移到美国本土或其他地方），国际科技产业链倒是安全了，台湾的风险反而增加了。台湾还需要进一步开发其他尖端科技产业加深“缠抱”美欧市场不放手。与其相信国家之间会讲道义，不如捏紧核心利益，大家才好做君子。西方在面对俄国侵略乌克兰时，分歧这么严重，如果面对比俄国更加强大的国家发动侵略战争，这种分歧不会减少、只会增加。更何况是中国也在积极“缠抱”西方市场，如果发生战争，中国的“缠抱”就会变成经济胁迫。
这是2020年中印边界冲突地带，但这里并不是藏南地区。中国所称“藏南地区”一直处在印度实际控制之下，印度称“阿鲁纳恰尔邦”。近期中国与印度达成退回2020年边界现状，实际指退回到班公错、乃堆拉山口、阿克赛钦西部地区的2020年边界，并没涉及藏南地区问题（北京当局依然不承认藏南地区归属印度）。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家傅泰林（M. Taylor Fravel）曾专门考察过中国跟邻国的边界谈判（我在不同场合引用过很多次），其中1960年代中国边疆领土谈判主动让给邻国大片土地，包括将争议领土：1. 让给缅甸1000平方公里2. 让给尼泊尔2331平方公里（中国占余下145平方公里）3. 让给蒙古10709平方公里（中国占余下5620平方公里）4. 让给巴基斯坦至少3496平方公里（其中1942平方公里系中国主动让渡，同时中国还承认巴基斯坦占领1554平方公里争议领土）5. 在跟朝鲜领土争端中，中国也主动让出近60%争议领土给朝鲜在以上这些领土争端中，对方国家几乎都不把已占领土地吐出来，反而是中国把自己已占领的土地主动割让出去，说是丧权辱国毫不为过。但是只要官方不宣传，中国人就不知道，也就不觉得丧权辱国。中国政府当然可能割让土地，但现在的中国政府跟毛泽东时代有所不同的是：现在中国政府会在乎民族主义情绪，反而毛泽东时代中国是打压民族主义的。现在要中国割让土地是把北京架在火上烤，哪怕是在藏南问题上升级冲突也会把北京架在火上烤。藏南地区的主权问题是北京不愿主动挑起的：北京不承认藏南地区主权归属印度，但也不会采取进一步动作。因为升级相关冲突对北京十分不利。如果过分渲染藏南问题，北京自己反而骑虎难下：如果声调拔得太高，又没有实际动作，可能刺激社会不满情绪；中国眼下更希望把注意力放在台湾海峡和更紧迫的国内外议题上，并不愿意在藏南问题上分散太多注意力。出于这个原因，北京当局对藏南地区一直用不温不火的态度消极维持现状，实际上是拖延问题，並沒有要跟印度一鼓作气解决边境冲突的意思。藏南地区一直处在印度实际控制之下，对中国並沒有国家认同感，随着北京当局长期推行消极维持现状政策（也就是说，嘴巴上不承认，但是也没有实际行动改变现状），越往后将来中国越不可能收复这些土地。情况与俄国占领大清国领土有所不同，中国会一直不承认印度对该地区的主权，但一直不会采取更多行动。相比之下，中国实际上承认了俄国对原大清国领土主权。
美国经济实际上比想象的要好很多，但是今年五月英国《卫报》一份美国民调显示56%美国人认为经济在衰退，49%认为失业率达到50年来最高峰（但实际上失业率低于4%，反而是美国50年来最低水平）。直到本月，美国经济仍然强势增长，但是美国人仍然坚信美国经济在经历严重衰退，这是怎么回事？情况似乎是，美国人的政治分歧正在干扰美国人对现实的认知和判断。美国人对政府和对媒体的信任度反常下降是非常不好的迹象。今年美国大选，不论哪一边获胜，美国人都不会接受大选结果。虽然一度有国际媒体揣测北京更喜欢哪一位候选人当选，但是北京可能真的无所谓谁当选，北京更喜欢美国社会因为大选撕裂，然后中国媒体24小时连轴转播报美国政治斗争失控引发社会骚乱。不论哪一方失利，我们都需要寄希望于美国人节制仇恨、停止撕裂社会，不要做令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
先抛出一个概念引起讨论，再把讨论变成“思想”，上升到战略高度。这是一种很典型的命题作文式观念炮制程序。但中共就是依托这种程序来炮制“思想”的。现在世界上很少有哪个政权像中共这样重视“思想”。中共说的“思想”实际上是指“思想控制”，也就是用观念武器来协同行动和展开宣传攻势。外界通常比较轻视中共的思想宣传。有段时间，中共自己官僚也普遍松懈。习近平政府比起历届中共政府来说都更重视思想宣传。习近平政府的思想宣传并不像不少人想象那样没有效果。相反，当局把思想宣传当成巩固统治的根基，是比镇压和维稳成本更低的強化统治手段。就其观念生产和传播流程来说，我们看见自证预言和皮格马利翁效应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先抛出一个提命题作文，再在社会讨论过程中把它变成战略思想，然后调整所有的行动朝着这个方向前进，直到最终实现用实践兑现观念的效果。並不是每一回都这样成功，但成功一次对于中共来说意义重大。比如有一段时间，“中国梦”这个命题作文炒得沸沸扬扬，后来不了了之，事实上中共也不可能兑现这种抽象概念。即使可以兑现的“新质生产力”概念，也不见得帮助中国经济起死回生。“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比上面这些概念更加宏伟而且抽象，看起来是最不可能实现的目标，但是从某种角度来说确实出现了自证预言的情况：“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概念是习近平2017年第一次尝试提出的，等它真正开始流行起来是2020年的事情。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见美国出现了全球性战略收缩：引导投资回流美国本土优先给美国本土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与盟友打贸易战，延续“亚太再平衡”战略进行战略东移（其代价也包括其他地区出现战略收缩）。与此同时，中国则抓住机会填补美国战略收缩后暴露出来的战略空间。比如中东问题上，中共就出现了战略调整，变得更加进取，而且是明显拉偏架。中国还借助俄乌战争削弱俄国的间隙，一边加強自己在中东的地缘政治影响力，一边拉拢中亚和巩固自己在东南亚的影响力。顺着一带一路扩张出去的，还有中国在印度洋的存在感在进一步加強。欧盟在对华关系上出现的内部分歧，很大程度上也跟中国对欧盟影响力明显升高有关。而最迟2018年以后，中国对欧盟的外交战略也以挑拨美欧关系和疏远美国影响力为主。与此同时，印度近几年开始出现经济起飞迹象，而其外交战略也不与西方同调，而是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响应中国跟俄国的多极化论调，也包含在中国讲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虽然我们并不能一口论断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兑现了，但某种程度上也确实得到了一定国际响应，甚至一些外国领导人也跟着唱和“东升西降”。而印度、巴西、墨西哥、越南等国虽然明面上不跟着中国说“东升西降”，却在积极支持世界多极化以削弱美国的世界霸权，并且还利用俄乌战争中立，两头通吃。这样情况对于中国来说，依然正中下怀。即使这些中立国家不是中国的朋友，但他们战略上疏远美国更符合中国利益。美国和西方要特别警惕在俄乌战争期间逐渐增加的新中立国家，这些国家与其说是中立，不如说是企图疏远美国和西方阵营。即使不见得增加中俄阵营的胜算，但也是削弱西方世界的全球影响力。这只是举一个例子。中共在进行思想宣传的时候，往往也配合战略调整来推动行为上的变化。中共经常会提出一些大而空的抽象概念。这些宏大的抽象概念，往往没有引起西方世界足够警惕，即使对中国政府有反对意见的中国人也意识不到问题严重性。虽然这些空洞概念也可能烂尾，但只要他们兑现一次，中国的社会痛苦就会延续很多年。用思想对抗思想，用观念对抗观念。对于反对极权政府的普通人来说，正视你的敌人凶悍顽强之处，要比轻视你的敌人、还用精神胜利法自我安慰，更有现实意义。当然，还有一种人是：一旦提到敌人如何凶悍顽强，立马就哭天抢地渲染敌人如何不可战胜。这种情况跟前面轻视敌人的情况一样，都是公民社会不成熟的表现。中国确实没有像样的公民社会，许多人将之归咎于被剥夺公民权利，而不是追责自己在公民意识上有欠缺和失职。公民社会是这样一种概念：它並不是由国家授予的，而是由自己去争取的。只要有公民意识在个体身上反应強烈，个体就是公民社会。你在哪里，公民社会就在哪里，不必等独裁国家授予你公民权利。要做公民，不要做群氓。群氓总在嬉笑怒骂、怨天尤人。但是公民不同，公民总是在为公共权利斗争。不管以何种形式坚持斗争，公民意识绝不是聪明人坐等坏事发生。
向松祚是中国经济学界罕见的不受科技浪漫主义裹挟的经济学家，他对新质生产力的解读甚至故意偏离了中国官方的说法。我此前著文批评中国社会的科技浪漫主义，这种观念想当然以为中国经济可以通过科技突围实现新的增长模式。科技并不想当然就能转变成经济增长，即使在别国行得通，在中国却行不通。这是因为出口占据GDP比重太低，科技产品对于经济的贡献很低，不是说只要投资足够多，科技实力大增，经济贡献率就自然提高了。完全不是这个道理。问题在于：出口不是无上限地增长的，出口代替不了内需，尤其是代替不了占据GDP绝对比重的消费。消费扑街才是经济疲软的绝对原因。但是消费为什么扑街？这是中国经济长期结构性缺陷种下的恶果：国富民穷已经走到了反噬经济成长的极限。发展新质生产力这个战略大方向就完全错误，往科技产业投入巨大资金，不但没有为国民增加收入和社会财富，反而周期太长、浪费巨大、收效甚微，完全不考虑经济效益。这种做法本身就违背了科学规律，是愚蠢的李森科主义死灰复燃，是政治驾驭科学、政治凌驾自然规律的恶性循环。
中国社会现在有几股拧在一起的好战情绪：一股是支持政府的极端民族主义分子要求对台湾开战，一股是反对政府、企图借战争削弱政府来寻求社会变革的人也怂恿中国对台湾开战，还有一股是因经济大衰退走投无路的破产者也想趁战争改变现状。中国是一个对社会控制程度远远高于俄国的更专制国家，战争并不容易摧毁中国自身的社会控制体系，即使社会控制远不如中国强的俄国也没有因为战争迅速出现内部崩溃，而且即使可能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实际上没有把握知道过程会持续多少年，以及是否又出现意外又重新加强社会控制。据8月20日《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Scott Rozelle和大佛大学社会学家Martin King Whyte共同主持了长达二十年的一系列中国社会调查。这一系列调查分别在2004、2009、2014和2023年进行，其中前三次调查时，中国民众普遍怀有乐观情绪，即使现实中无法取得个人进展，但多半归咎于自己不够努力或者自己能力不足，对国家未来却有着积极乐观的展望。2023年，调查团队又采访了中国大陆数万名民众，发现中国社会对未来的悲观情绪越来越严重，但是即使中国人普遍不对未来抱有希望，中国的“社会火山”也没有要喷发的迹象。中国人最迟在2014年以前，被国外政治学者形容是“Pessoptimism”（半悲观半乐观），其典型特征是：他们对自己眼下生存处境很悲观，但是对国家未来充满乐观主义情绪。2023年的调查显示中国人正在偏离半悲观半乐观情绪，而转向将自己的苦难归咎于压迫性的、不公平的政治体制。悲观情绪、甚至绝望情绪蔓延，在滋长中国社会的躁动情绪：一边是社会戾气加重，一边是报复社会的暴力事件以公众肉眼可见的速度增加，另一边是好战情绪也在不同社会层面呈现出来。这时候维系和平和维持现状的纽带反而十分脆弱，很多人都希望通过社会动荡来打破现状。中国社会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僵局。中国政府也不见得有能力始终保持清醒，反而作出错误决策的风险急剧攀升，而政治失衡的危险也越来越大。社会的不安情绪一样会影响政府。我们不知道这种情况会持续多少年，随着形势不断恶化，中国的“社会火山”🌋恐怕难以避免会爆发出来。
《南方周末》10月10日发文调查中国的“电视问政”节目中国的“电视问政”节目较早可以追溯到兰州电视台2005年《一把手上电视》，最高峰时期全国共有243档电视问政节目，涉及169个地级以上城市，现在这些节目很多已经转型，乃至不再以“问政”为噱头。这类节目满足了民众期待看领导当场出丑的心理。但是这些节目良莠不齐，有的是直播，有的是作秀，有的还可能出现现场失控，但大体来说，问题也不至于辛辣到引起政治敏感的地步。虽然国际媒体认为这种形式有助于中国政治透明化，但是这种节目在转型和式微，而经常去出席这类节目的地方官员还摸到了门道，变成了老油条，节目的批判色彩也逐渐大打折扣。地方政府也有意要求下属官员参与电视问政节目，有的还将出席问政节目纳入官员年度考核。对于中国社会来说，民众喜欢看官员当众出丑来解气，但随着表演和作秀性质越来越突出，节目效果并不像官方宣传那样明显。这种用曝光的形式，现场质问官员，逼迫官员去解决实际问题的做法並不一定如民众所愿。这种压力迫使官员更加武断地动用权力来干预社会问题，反而削弱了法律和制度对于政府的约束力。
吴邦国的官方讣告中有一句：“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坚持党性原则，实事求是，以实际行动进行抵制。这条官方评价很古怪。吴邦国父亲吴忠性是国民党军事机关学校一名科室主任兼主任教官，因为这个背景，在文革期间被暴打三个月。吴邦国自己都是被迫害对象，在当时有什么能力抵制文革？2010年，吴邦国在人大报告罕见表态说要汲取文革教训，显然他汲取的教训是強化社会控制。中国在2004-2005年间推动了一系列法制改革，其中最大改革就是強化了党对司法系统绝对控制权。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司法倒退最惨重的一步，但是绝大多数平民毫无知觉，甚至学术界也没有意识到这2004-2005年司法倒退正在对中国政治产生决定性影响。改革开放以来至2000年代初期，由于制度混乱和不成熟，党对政府机关和司法系统的控制程度还不够，即使是中央机关也无法有效地协调和调动各个部门协作。这种情况间接形成了类似权力制衡的效果，其实只是权力无效、失序和混乱。2004年以来，胡锦涛政府开始大力推动所谓的法制建设，许多人（包括公共知识分子、学者和国际媒体）以为中共所谓法制建设是向着法治道路前进。我在近期文章《习近平的继承人难题：确定和不确定的中国》指出了这个问题：胡锦涛以来中共推行的“依法治国”和“依法执政”並不能依照语境的“法治”来理解，而是要理解成绝对強化党对政府机关和社会各个环节的绝对控制权。也就是说，所谓“依法治国”和“依法执政”指的的是党用法律来強化对政府和社会的控制权。吴邦国讲反思文革教训就是在胡锦涛政府推行“依法治国”和“依法执政”这个背景下提出来的，其目的是加強党对政府机关的绝对控制和加強对躁动不安的社会的绝对控制。鉴于从胡锦涛时代起就不断攀升的“群体性事件”，強化社会控制的最重要手段就是用法律来治理社会——这并不是西方语境中讲究司法独立的法治，而是用法律来创立制度和机构，用这些制度和机构来控制和约束社会。胡温体制比江泽民体制最大的不同点，就是強化政治体制改革。许多人想象的政治体制改革是民主化、自由化和法治化。大错特错。在中国的语境中同样存在巨量政治体制改革，胡温体制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改革都是反自由化和反民主的。你永远不能轻视中共使用的一些政治术语：你既不能单从字面意义理解他们的政治术语，也不能从西方语境来理解这些行话，而是要从中共自身的政治生态来理解，这样你就会发现，中共並不是简单重复大话、空话、套话。在你掉以轻心的时候，紧箍咒就缩紧了。
加华资本创始人宋向前发文：《非理性繁荣》宋向前批评当局拉动股市来解决通缩和需求不足。他说，今天的中国是在为三十年狂飙突进的经济发展付出的代价买单。文章认为只有财税改革真正提升国民收入才能治好通缩的病。文章非常坦率地指出了中国政府经济决策导向与实际经济问题错位的现实问题。该文以企业家的坦率和学者的正直态度，直面中国的经济问题和社会困境，甚至委婉指责没有几届中国政府交上了及格的成绩单。
以色列与真主党战争爆发后，黎巴嫩开始呼吁社会团结，但不出所料：团结对象不包括真主党。黎巴嫩政治因真主党陷入长期内斗而近于瘫痪，总统大位空悬近三年，85% 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黎巴嫩开始区分什叶派穆斯林和真主党。黎巴嫩人责怪真主党利用哈马斯开辟第二战场並且把战火引向黎巴嫩。眼下黎巴嫩人有一种矛盾心态：尽管内心支持以色列打击真主党，但很担心以色列进入黎巴嫩以后战争形势恶化，危及黎巴嫩整个国家安全。现在真主党遭到较大程度削弱，对于黎巴嫩内部各大派系来说是大好时机：他们现在有机会胁迫真主党势力妥协，最终决出新的总统来重新团结国家。但是也有人对此感到悲观，因为真主党从不妥协，反而很好斗，不像是会因为被削弱就会妥协。黎巴嫩人至今对1975-1990年间长达15年的内战感到心有余悸。在黎巴嫩内战中，巴勒斯坦武装分子和真主党势力是战争祸乱的最重要原因。黎巴嫩内战后仍无法彻底消除社会分裂，与各派系软弱、无法团结起来铲除真主党势力有直接关系。如今以色列入侵是唯一可能铲除真主党势力的机会，但是害怕战争扩大的黎巴嫩人民既无法迫使真主党停止战斗，也无法趁机铲除真主党让以色列停下攻势。如果黎巴嫩各大派系能在战争面前团结起来驱逐真主党，会为战后黎巴嫩国家实现社会团结和社会妥协创造机会。
以色列军方9月28日称已成功猎杀黎巴嫩真主党总书记Hassan Nasrallah真主党组织结构跟哈马斯相似，还都奉行集体领导制度，但哈马斯最高权力机关是政治局，真主党的最高权力机关是依照伊斯兰传统建立的协商会议（虽然哈马斯也有这种机构）。这种组织办法跟列宁主义政权组织形式很像。哈马斯跟真主党除了政治部门和军事部门之外，还都设立了社会慈善机构。这种慈善机构是用来笼络和收买人心的，这也是这些恐怖组织始终受到伊斯兰世界普通民众欢迎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实际操作中，慈善机构既是这些恐怖组织的宣传和统战机器，也是培养人才和制造人盾的地方，因为这些慈善机构开办医院和学校，一方面用于治疗和培养自己的武装分子，一方面把这些医院和学校当成隐蔽的活动机构。一旦以色列袭击这些地方，就会遭到国际社会道德谴责，痛斥以色列袭击医院和学校。以色列哪怕把真主党协商会议和哈马斯政治局领导集体挨个全部铲除干净，还是不够的。你还得揪出其中的慈善部门领导集体，因为这些人表面上做着最正确的事情，实际上在给这些恐怖组织培养人才和人盾。这些恐怖组织都有地下组织的特点，这也跟列宁主义恐怖组织运作办法高度一致。我先前写文章介绍过，当代恐怖主义主要是革命恐怖主义，绝对主流是极左翼恐怖组织，包括信奉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主义的各种团体。就算不信仰这些极左翼思想，也可能学习极左翼恐怖组织的组织和运动办法。哈马斯跟真主党就是这种情况，他们学习了马列主义恐怖组织的地下运动形式和集体领导制度，结合到伊斯兰传统就成了哈马斯和真主党现在的领导机构。哪怕伊朗伊斯兰革命也是跟共产主义分子和马列主义分子合作的结果。对于地下组织来说，这种集体领导制度有一种好处就是：你杀死其中一部分人，还有另一部分人照样可以领导余下的团体。奉行集体领导制度的国家至今还有地下组织的特点。这是一种马列主义政治基因。即使是集体领导制度形同虚设的中共，虽然中共已经做了半个多世纪的执政党，其运行办法还是小偷小摸式的地下组织的运行办法。
近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提出了一个10万亿扩大内需方案。这个“10万亿计划”是个命题作文，兜兜转转仍然回避给国民增加收入这种最实际关切（反而刘世锦还把发达国家直接发钱给国民刺激消费轻蔑地说成是“直升机撒钱”）。这种看法代表中共高层的一般观念。缘木求鱼是达不到目的的。刘世锦跟中共高层一样意识到现在需求不足根本上是收入结构问题，但是他们的解决办法不是大幅度增加国民收入，而是变着花招帮国民节约开支和想办法增加中小城市和乡镇地区的就业机会。你给快饿死的人一个精致的游泳圈是解决不了会被饿死的问题的。中国政府以为国民在这方面节约了开支，肯定就会在其他方面多花钱。国民要是在其他地方也节约开支怎么办？利用“第二次城市化”来拉动消费需求是一个违背经济规律的狂想，最终在现实中会变成在十八线小城市狂建烂尾楼。大城市人口不想去农村，不仅是因为农村不够城市化，还因为农村地区没有大城市的社会资源（比如优质的文化、娱乐和教育资源），这些社会资源不是因为你肯往十八线小城市砸钱搞“第二次城市化”就会有的。中共始终有一种抗拒变革的、顽固不化的观念：他们始终认为，一旦打开大幅提高收入水平的阀门，中国人就会变懒，就会不喜欢加班了，就会变得不好奴役了，关键是会给企业增加巨大收入压力，乃至直接逼迫企业破产。他们一旦跳入这个逻辑陷阱中就出不来。这就像一种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游戏：只要你依照这种游戏规则玩，你就会自己反对自己。中国企业始终只能靠廉价劳动力和廉价产品进行缺乏竞争力的廉价竞争，问题出在哪里？中共政府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中国改革开放超过40年，但是中国的企业并没有搞懂什么是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他们至今只把竞争看成是狗咬狗和大鱼吃小鱼。依靠压榨廉价劳动力制造廉价产品这不是什么竞争力。这是半开放市场产下的畸形胎儿。转来转去，你始终就是回避最现实的问题：你不肯真正开放市场，你不肯引入真正的市场经济，你不肯给市场经济提供真正的法治保障，你不肯放弃特权，你不肯放弃庞大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严重错误的中央宏观调控手段……不仅如此，你还认为自己全知全能。这些所谓的经济结构性问题，说来说去就是不健全的市场经济和营养不良的企业环境导致的老毛病。光开安慰剂是治不了病的。
有多名AI专家昨天在美国参议院听证会上表示，人类级别的AI技术在1-3年内即可实现，但是目前社会对此缺乏准备。社会需要为人类级别的AI做充分准备，不止是心理准备，还有更多伦理危机和社会秩序问题要克服。我们并不知道潘多拉魔盒打开以后会是什么样子。
跟威权主义一起成长：搞清楚你在反对什么马克思主义分子、敌视自由的煽动家、实行盗贼统治的黑手党集团、老派独裁者、新派神权主义者……你对当前统治不自由世界的独裁者认识有多少？全球化正在強化独裁者之间的纽带，促使他们互相学习，全球贸易还被用作对抗自由世界的武器。人们以为，民主和自由思想会传播到不自由世界，没有注意到，支持独裁和反自由的思想也在反向流到自由世界。普利策奖得主、著名记者Anne Applebaum认为，现在的世界体系满足了独裁政权的需求，使得这些政权没有寻求改变的必要。自由世界面临的另一大困惑是，有时候还不得不跟不自由世界合作，除了经贸往来之外，还有外交合作，比如沙特跟美国做就是典型例子。还有一个困惑是，加诸到独裁国家的国际制裁，如果不能立刻见效以制止受制裁对象的行为，乃至扩大成社会痛苦或普通民众的经济负担，不但可能強化独裁国家之间互助关系，还加深受制裁国家国民对自由世界的怨恨。* 以上据《纽约时报》书评整理--------------------------------------除了著名记者身份之外，Anne Applebaum还有许多得天独厚的条件，包括她的丈夫曾经担任波兰国防部长、外交部长、众议院议长，去年又出任波兰外长一职。这些条件使得她有更多机会从职业政治家的角度来看待国际政治。她自己也成为重要的俄国问题专家之一，2022年还有幸被克里姆林宫列入200名美国公民制裁名单之上。《独裁公司》这本书是2024年才新出版的，对于中文读者来说，本书使我们意识到：知道独裁者跟深刻认识独裁，两者之间还存在相当长的距离。当独裁者互相合作、独裁手段不断升级的时候，不仅自由世界还没有想好怎么应对威胁和困难，生活在不自由世界的人们以及寻求反抗威权主义的人们，还没有想好怎样与威权主义一起成长。因为我们似乎是在被动地接受独裁的现实，而不是在斗争中基于对敌人的准确认知，升级我们自己的应对手段。世界上约有3/4人口生活在不自由世界之中，这种体量已经足以构成強大的吞噬力，蚕食我们对于自由世界的信心。你如果缺乏警惕，你的言行也会不自觉流露出遭到独裁的意识形态侵蚀的特点，即使你以为你是真正的民主信徒。
之前说中国社会有舆论无压力，指的就是这个。尤其是习近平时代，重大公共事件刚爆发出来的时候看起来群情激愤，但是只要政府找个理由搪塞一下，立马就烟消云散。胡锦涛时代十分有限但不至于世界垫底水平的新闻自由其实也能对政府构成压力，比如温州动车事故彻查就扳倒一大批官员。习近平时代新闻自由直接跌到世界垫底水平，公众再也没有能力就公共关切对政府构成任何实质性压力。远的不说，就近几个月几起重大公共事件，吉林刺美案、胡友平案、食品油丑闻，全部烂尾。新闻记者都不敢追踪报道后续情况，比如吉林刺美案到底什么动机、刺杀胡友平的罪犯到底什么动机、食品油丑闻到底给公众一个什么交代……全部烂尾🔚
8月10日：孟加拉开始恢复秩序孟加拉前总理哈西娜逃亡后，政府部门和警察部门趋于瘫痪。学生志愿者开始自发出来维持秩序，包括清理街道、指挥交通和维持治安。孟加拉社会情绪比较高昂。要注意，过渡政府是保障重建民主制度最关键的环节。如果在此期间盲目扩大仇恨可能导致革命独裁政权。伊朗式革命独裁政权，就是在过渡政府期间煽动仇恨、制造社会分裂和盲目扩大打击报复，给独裁者掌握了大量党同伐异、清除异己的机会和趁机垄断权力。南非在曼德拉领导之下没有产生革命独裁政权，最重要的原因是实现了社会和解，没有扩大打击报复，主动放弃了清算敌人的机会。曼德拉最重要的贡献就是达成了社会和解和民族和解，避免了在清算过程中打破权力平衡，使权力被过度集中在窃取革命果实的独裁者手里。南联盟米洛舍维奇被推翻以后南联盟也没有出现打击报复和煽动仇恨，没有给革命独裁政权创造机会。菲律宾人推翻老马科斯以后，接任总统的阿基诺夫人最重要的一步就是与各方势力进行和平谈判（而不是血洗和镇压）。阿基诺夫人不但监督了新宪法，还主动接受宪法约束，堪称缔造民主的国母。阿基诺夫人不但到站停车，十几年以后又领导了第二次人民力量革命，推翻了贪腐严重的埃斯特拉达总统。第二次人民力量革命也没有产生革命独裁政权。革命不是必然导致革命独裁，革命独裁往往是仇恨和暴力不可控导致的必然结果。比如所有马列主义政权上台都这样大肆煽动仇恨和暴力来集中权力。伊朗霍梅尼政权也是直接效仿了列宁的恐怖统治手段。
国富并不自然等于民富，国富也不想当然就等于国强。从国富到民富还有相当长的距离，只有实现了民富才能实现经济生活的终极目的。但是这种概念与专制社会、尤其与具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经济体完全不相融合：因为对这些经济体来说，贫民才能弱民，民强则难以奴役。经济学家滕泰这样说：
在中国跟俄国这种不正常国家，一边鼓励全社会互相举报，一边选择性不让举报得逞。把公职人员逼到轮番上网实名举报的地步，这种国家竟然自称四个自信。公职人员如果真的相信体制就不至于走正常流程走不通了。俄国也煽动全社会互相举报，然后选择性抓捕和迫害举报者，让其他人幻想举报总有可能成功。
与“历史垃圾时间”差不多同时流行的“草台班子”概念也体现出这个时代的精神幻灭、无力感和虚无气质。说“草台班子是指什么”？有人说：一些看似专业、严谨、庄重的事物，当你窥见内幕之后就会发现，其实潦草敷衍、一地鸡毛，“原来也就那样”。“现实世界并不如自己所预期的那样，有时甚至连装装样子都谈不上。”另一种相似的解释是：“人们发现世界并不是如同我们认知中的那样精密运转的，而是处处充满着混乱、敷衍，各种组织表面上光鲜亮丽，实则各有各的问题。”跟“历史垃圾时间”一样，“草台班子”这种说法流行也在折射出“中国梦”幻灭都一代人集体的社会心态。中国人理解的物质生活变成了完成一系列毫无内容可言、却被迫机械运作的牢不可破的流水线生产。混乱和无序此起彼伏地喷涌出来，无穷无尽地耗尽了公众的热情和对于期待美好生活的信心。
不止计划经济会出现短缺，短缺经济是一种社会主义病，只要是社会主义就会发作短缺经济的老毛病。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这本书讲计划经济国家会因为制度性缺陷导致短缺经济，其中至少包含四种短缺：“一是横向短缺，即发生在交换领域买者的需求与卖者的供给之间存在缺口，供不应求；二是纵向短缺，即发生在物资分配领域，上级部门拨给企业的资源相对于所下达的生产计划来说，往往留有缺口；三是内部短缺，即短缺发生在企业内部的生产过程中，企业或非营利机构缺少完成计划所必需的投入品；四是社会生产能力短缺，即全社会生产能力的利用已接近各种短缺资源形成的“瓶颈”，缺少必要的生产能力储备，整个社会生产被推到了资源约束的边界。”（万喆）哈佛大学经济学家Andrei Shleifer和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Robert Vishny以前写过一篇小文章，该文就认为短缺经济是社会主义造成的。中国实行所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有没有短缺经济呢？社会主义的短缺经济跟资本主义的生产过剩在中国同时存在。过剩很好理解，基本上中国遍地都是过剩，新能源汽车过剩、房地产过剩、前几年共享单车也过剩。很少有人去想，这种过剩是不是资本主义无序竞争导致的——其实恰恰相反，是社会主义中央调控导致的。比如现在的新能源汽车就是强调集中统一领导市场的中央鼓励政策倾斜导致的，而房地产泡沫是土地财政导致的（土地财政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导致的）。中国社会还有什么短缺？也许你意识不到短缺在如何影响中国社会。也许你首先想的是中国大面积清零和封城期间，明明粮食不短缺，但是一律集中供应，导致有政府背景的供应商垄断物资和哄抬物价、甚至上海等地发生饥荒。不管是药品还是粮食、蔬菜都存在这种问题。那是不是其他领域就没有短缺了呢？许多人没有意识到上面四种短缺现象中的第三种和第四种短缺。最明显的例子就是2023年初放松清零政策时，中国民众忽然发现退烧药、感冒药短缺。表面上看是因为短期内病患激增导致，背后原因则是药品生产受到中央调控，而生产布洛芬的第一巨头新华制药就是国企，受中央调控，而第二巨头亨迪药业生产也并不是不受中央调控。生产什么、生产多少由中央调控，结果就是企业无法自主预测市场行情，无法自主决定生产多少。而除了主要几家垄断巨头外，其他26家制药厂家就算有设备、能搞到原材料，其生产也要受到中央调控节制。因为中国政府的战略就是打造一个“以大型骨干企业为主体、中小型企业为配套补充的城乡药品流通网络”。结果就是由中国政府按照“五年计划”来指导药品生产（其中也包括布洛芬）。如果不在政府计划范畴内，企业没有实际调整产能的自主权。也就是说，这种第三种短缺是政府宏观调控导致的，而且仍然保留计划经济的影子。上面药物短缺直接就是“十四五规划”导致的，即使表面上看起来中央计划经济融入了市场经济色彩，但是市场经济处于绝对被动地位，没有自主性，完全受到中央政策调控制约。药品如此，其他行业很多也是如此。如果不遇到危机，你察觉不到物资短缺；一遇到危机，你以为物资短缺是危机造成的，跟制度无关。其实大错特错，因为就是妄想控制一切的社会主义制度造成的。
订阅区发表文章《论第三种阻力：公共议论需要什么样的政治品格？》不少人一边抱怨中国社会原子化，形同一盘散沙，又一边强烈反对社会团结。诸如此类的矛盾心理，在中国和海外中国人社群比比皆是。统一战线令许多人至今心有余悸，以至于连社会团结都不敢要了。现在连呼吁社会团结也要小心翼翼，这样的社会有多扭曲？本文介绍马基雅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的朋友圭恰尔迪尼（Francesco Guicciardini）的政治思想对中国社会的启发。本文主张通过审慎（prudenzia）和妥协（accomodamento）来解除意味着“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的社会危机。圭恰尔迪尼的妥协论不是投降论，而是主张建立非零和博弈关系。对于现代社会来说，尤其对于人与人之间关系支离破碎的中国社会来说，建立非零和博弈关系，意味着在社会层面求同存异、实现和解，以对付共同的敌人：极权主义。用怨恨来代替信任，用狭隘来代替宽容，其结果就会是加剧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连可以结盟的人都轻易倒戈相向，更何况其他人呢？必须停下来结束这场毫无意义的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
《光明日报》官网刊发肖仲华文章说巴黎奥运会“群魔乱舞的开幕式实为西方文明的追悼会”。不愧是党媒，不泼妇骂街还刊发不了。要说中国社会戾气最重的地方，非党媒莫属。
万维钢说的完全正确💯1. 在科技创新要依靠国际合作的时代，你想自力更生，结果变成闭门造车。2. 补贴多少和投资多少既不是科技创新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充分条件，而是催化剂，如果以为投钱多就能实现科技创新只能缘木求鱼：如果最前面还是0，后面堆积再多0最终还是等于0。3. 你以为强干弱枝就是集中力量干大事，但其实基础科学不稳和经济基础头重脚轻，这种思路跟洋务运动只图船坚炮利一个德性：你船坚炮利实现了，打一仗经济基础头重脚轻的老毛病就立马原形毕露。到目前为止，中国人依然轻视制度和文化力量，甚至也跟中共一样轻视基础科学、看不起理论、张嘴就骂文科生。哪怕嘴巴上天天喊反共、喊民主，你跟他谈虚心学习民主制度、研究民主制度设计和分析中国的社会问题，他的观念是只有暴力和经济解决一切问题，除了这些谈其他的他一概看不起。这已经是比较开化的中国人了。至于那些亲政府人士，尽管鼻子上还冒着热气，讲出来的话已经有陪葬坑爬出来的尸臭味道了。这些反这个反那个的中国人跟中共一样，轻视基础的东西，一样把经济和暴力看成全社会唯一重要的东西，除了这些好像其他的可有可无。思想这样陈旧、野蛮、粗暴，很有俄罗斯蛮子风范。这种陋习跟洋务运动只想搞船坚炮利的陋习如出一辙。明治维新起初也从重工业入手，后来发现问题及时掉头抓轻工业。这些产业颇为大清国不齿：你做肥皂、做衣服、做小玩意儿算什么本事？舍本逐末！要干就干大铁甲舰！炮口要大！吨位要大！吃水要深！凡是都要大大大大！明治维新利用轻工业迅速积攒了社会财富，实现了工业基础现代化和社会现代化，还解决了国民生计和就业问题，在贫穷落后的东亚第一次创造了现代社会。大清国的洋务运动创造了船坚炮利，也就仅此而已，不但没有解决绝大多数人口的生计和就业问题，也没有考虑大力推广轻工业给社会带来现代化。一切都要围绕船坚炮利来进行，这种思路跟一切围绕卡脖子产业来突围一模一样。洋务运动没有帮助大清国创造现代社会，没有创造足够多的工商业来增加社会财富和民众的购买力。改革开放也一样，国家财富的增长速度跟社会财富的增长不成比例，国富民穷造成头重脚轻的经济短板，到现在消费不足的缺陷日益凸显。洋务运动时代的大清国如此，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也是如此。明治维新不但解决了就业问题和国民生计问题，还避免了社会动荡。大清国轻视轻工业，轻视为资本主义创造现代化的制度环境，结果不但国民生计解决不了，没落的文人、留学回国的知识分子和贫穷的农民大部分没有工作和收入来源，激进分子不鼓吹革命、起义，不仇恨清政府才奇了怪了。
网友观点：朝鲜之所以能维持至今，并非自身实力，而是因二战后各方对和平的妥协。长期以来，朝鲜养成了靠威胁手段获益的习性。随着世界格局变化，国际社会对流氓政权的忍耐力逐渐下降，如果朝鲜再次挑起冲突，很难再获援助。
15岁读牛津大学的朱文琪，也支持姜萍同学了。我只能说，这些家庭富裕、心思单纯、长相甜美、想当网红、同时还有点数学天赋的女生，被家庭和学校保护得太好了，对社会的复杂程度还是太低估了。所以这件事一出来，她大概率脑子一热，连证据都不看，直接跳出来帮姐妹们站台，实在是太幼稚、太天真了。
希望中国的艺人可以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为人民发声，艺术的感染力远远超过语言！艺人，如果只想着赚钱，那就永远成不了艺术家！
看看这个家伙。他曾是个工厂工人，却通过一次有趣的社交实验成了百万富翁。如今 24 岁的他，每年竟然能赚 1000 万美元，而且一句话都不用说。这就是卡比·拉梅的故事，以及接下来发生的一切：🧵
看看这个人。他是一名百万富翁，为了一个社会实验选择流浪。他的目标是什么？证明任何人只靠一部手机，在 12 个月内都能赚到 100 万美元。以下是迈克·布莱克的故事，以及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现在的世界已经发生了太大的变化。就拿情趣内衣这事儿来说，现在男男女女真的不用上淘宝，想尽花样买什么情趣内衣了。又土又low。直接打开zara就可以了。你会发现每一件衣服又性感又高级，直接拿来用。很早之前我就跟大家说过，年轻女性全面性感化，性感不断资本化，是当下不可逆的社会巨变。女性服装的变化就是佐证。大家再次体会一下Kanye West的领先。全世界主流媒体都嘲笑他。实际上今年最流行的恰恰就是透明装，透视装。时尚界就是在偷偷学ye。就好像全世界的人都曾经嘲笑特朗普。没想到现在整个世界都特朗普化了。反倒让特朗普显得正常了。
这两年，大家都说钱不好赚。都说权力是男人的春药，没有权力，男人就没有野心和欲望。叠加上女权运动给社会带来的深刻的，结构性的变化。这都导致了，近几年来，男性对女性的欲望是直线下降的。在这种情况下，很多男性都阳痿了，精神阳萎，电子阳痿。缺乏欲望其实是一种不健康的状态。没有欲望，人就会缺乏进取心，缺乏活力，不断丧失自信。这个是值得我们重视的。我自己也经历过很长的那种内心极其疲惫，精神阳萎的过程。有一些体会，分享一下。1，男人一定是需要女人的，女人就是男人最好的能量源。很多有阅历的朋友可能都知道，男人状态不好的时候，身边只要有个女性，不管是20多的妹妹，还是40岁的姐姐，都可以给男人带来一种特殊的能量感。你看她笑，听她说话，感受她的味道气息，都会让你心情舒畅，心胸开阔。这个是100%有利于男性的身心健康的。所以我一直提倡我社群的所有会员朋友，多活跃，跟群里的女嘉宾聊天，发红包。就是在提倡一种相互的能量给予。男性状态不太好的时候，反而要多去接触女性。2，不同的女性有不同的能量。有的女人像冰，有的女人像火。还有的女人像风，让男人捉摸不透。焦躁的时候，需要的是女人给你清冷的感觉，或者如沐春风的感觉。疲惫的时候，更多需要温柔如水的温柔的女性能量，需要被接纳。要学会识别自己的偏好。我喜欢什么样的女人？我需要什么样的能量感？3，学会让女人的主动我30岁之前，喜欢征服女人。我现在更享受被女人征服。心甘情愿地臣服在女人裙边。转变这种心态不容易。但是会给男人带来意想不到的好处，就是发挥了对方，也就是女性的主动性。这样你可以充分享受女人给你提供的愉悦感。这才是有闲阶级男性的快乐。这需要你有真诚的心，更加谦卑的态度。当然，还要有一定的实际的付出。4，优秀的长期伴侣是第一位的。所谓红旗不倒，彩旗飘飘。真正重要的，不是彩旗，而是红旗。在生存环境日渐恶化的当下，男性第一需要的，仍然是一个优秀的长期伴侣。多偶关系是强者的游戏。如果你没有足够强的风险控制能力，那就不要轻易涉足这个游戏。至少，要懂得克制。我们必须在欲望和风险之间，去寻求一个合理的平衡。
上课现场直播~ 今天上海的这个宝贝，他的要求就是渴望被放置，被使用，被妈妈使用的同时又忽略它，渴望妈妈在玩手机或者工作时，即使用他又忽略它，正好妈妈来个现场直播，看催眠心理学的书看了一下午，眼睛累了，就来针对这种M的心理，做个简单的分析。 首先，简述BDSM游戏的核心，就是不同角色权利和责任的交接，要知道每个人都不是由单一角色组成的主体意识，换言之，每个人都是众多角色平衡后的产物。 心理健康的人群，就是众多角色意识之间能够平衡在自我主体意识下，举例来讲，如果一个男孩子的母亲，特别强势的同时控制欲又强，那么她就会把自己期待的这个男孩角色意识，强烈的投射给这个孩子，如果这时候，这个男孩本身的自我主体意识不够强大（俗称的自我心里内核）或者没有受过心理防御的训练，那么这个男孩，就会大概率变成讨好型人格，或者妈宝男，反之，则会叛逆，然后走上自我的英雄之旅，这里只是简单举例，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 因为一个人生活在人间，肯定不止母亲一个人投射，而是社会集体角色的投射，其实大多数人，每天活着， 看似是活着，实际上都只是活在别人投射的期待里（你们可以自检一下） 所以BDSM游戏的里的渴望被物化，渴望被使用又被忽略，这个快感点就在这里。因为被物化的同时，这个主体就可以放下所有作为“人”存在时的一切角色以及相应的责任，可以被使用代表着他的价值感，而被忽略就是这个角色不用承担责任，这里也是权利交接后的好处。 在妈妈的来访者中，大多数人其实都是社会角色本身就权利很大的那类，所以当一个人，某个社会角色过于强大时，就会侵占其它角色的戏份，这个时候如果主体意识不能平衡这些冲突，就会出现心理问题。 表现形式那可就太多了，而通过性唤起方式的不同来展现，已经算是相对比较轻的问题了。 如果是主体意识自己不知道是哪里出的问题，采用了自我攻击或者自毁模式，那就是抑郁症，躁狂症的根源。 妈妈做过多年的心理咨询师，见过太多这样自毁的年轻生命了，以前深感于自己能力的不够，如今妈妈已经清楚了自己的路，亦有愿力来帮助亚文化人群，找到自己内心的平衡之路，不再自我攻击，学会自我接纳，同时也不会沉迷在这个欲望的漩涡里越陷越深，口味越来越重。 妈妈不知道自己的文字有多少人能懂，只希望，能帮到一个也是好的。能看得懂的宝贝们，来私信链接妈妈吧，妈妈能提供的情绪价值，其实远在性释放之外。
